方言和普通话：本是同根生

　　●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本就并行不悖，二者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正因为差异不大才容易被同化，而且这种同化更隐蔽、更潜移默化，如同温水煮青蛙；

　　●语言总是不断吐故纳新的，普通话的词汇在这几十年里也更加丰富了。可见，方言的纷繁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更显现出中华民族语言资源的丰富，它们都是使普通话常变常新的源头活水。

　　如同四合院里的一句闲侃、茶馆里的一场评书和侯宝林的一段相声对北京人的意义一样，方言是各地不同水土养育出的中国人历经时日从酸甜苦辣中孕育出对生活的独特表达方式。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在普通话成为绝对强势语言的同时，那些传承着中华文化DNA的方言日渐式微，有的甚至渐渐消逝，于是，“保护北京土语”、“保卫粤语”、“保护上海话”的声音逐渐响亮甚至成为民间运动。对此，我们该如何面对？刻意保护还是顺其自然？

　　消失的胡同

　　远去的老北京话

　　如果不是参加“地道北京话”发言人的遴选，65岁的高国森还以为自己说的就是标准的普通话。

　　为抢救、保护北京的语言文化遗产，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北京库去年年底正式启动。这一项目旨在通过对北京各区县方言发音人进行纸笔记录、录音、摄像等方式，全面调查采集老北京话的原始数据。在发言人海选现场，原以为是参加普通话测试的高国森给主考官们朗诵了自己平日创作的诗词，直到和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授聊天，专家点出他说的很多都是北京话而并非普通话时，高国森才意识到自己的口语中确实有许多与别人不同的味道。

　　“胡同都没了，老街坊都搬走了。我回到家仔细想想，真的有很多老话儿我平常已经不说了。”说到这个，作为第四代北京人的高国森眼睛里隐约透出一丝伤感。

　　几十年间，老北京话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变迁正在逐渐逝去，像“老爷儿”是指太阳，这样的土语已没几个人知道了。

　　高国森老人在老宣武区的铁门胡同已经住了57年，这条隐藏在高楼大厦背后看着并不起眼的胡同却大有来历。“胡同得名于明朝时这里曾有圈养虎豹的铁栅栏。到了清朝，菜市口杀人的法场就设在胡同旁边，戊戌六君子就是从这条胡同的南口为起点一溜往西次第排开，被一一砍下了脑袋。”自打1956年8岁时搬到铁门胡同6号院，高国森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对这里的历史典故甚至每一个院门每一棵树都如数家珍。胡同、平房、大杂院教给了他一肚子老北京话，最热闹时，院里住了14户，都是老北京人。街坊们爱聊天，每天忙完了，就在院门口、胡同口围一群人聊，在高国森看来，也正是这老北京的生活滋养了老北京话。但从2000年后，落实私房政策，院里的另外13户老北京人陆续都搬了出去，到2009年，院里除了他们老两口再没有北京人了，新邻居们来自山东、山西、河南、安徽……哪儿的都有，无论早起出门上班还是端着饭碗串门，人们打招呼寒暄的味道从此变了，没人听更没人和他说老北京话了。再加上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人们使用北京土话的机会越来越少。现在，只有每天到陶然亭公园遛弯儿时，他才能见到几个老哥们，一起聊聊天下下棋，回味一下从前的味道。前一段，高国森和老伴儿迷上了一部京腔电视剧，不为别的，只因为“那北京话，那叫一个地道，那叫一个正宗，真是享受！”

　　去面试“地道北京话”发言人，高国森碰上了十几个老北京，大家虽不相识，但一张嘴聊天，那种地道北京话的氛围让他仿佛回到了儿时的胡同。也就从这儿开始，高国森意识到老北京方言竟也成了该受保护的宝贵资源，自己肩上有了保护传承老北京话的责任，“现在也真是到了该整理保护的份儿了，要不老人慢慢没了，老话儿也就慢慢地消失了。”

　　高国森说，现在有些人说普通话，把很多老北京话乱套用。比如，过去用“局器”这个词，一定是表示否定时才用，前边一定要加个“不”，可现在夸一个人好，就直接用“局器”，这让他多少听起来有点别扭。另外，老北京因为旗人多，规矩也多，很多话说起来是有限制的。像现在不管男女老少见到个漂亮女孩子就叫“美女”，搁过去可不这样，北京老话说女孩子漂亮，叫“盘儿亮”、“俊”，可也不能随便用。老年间，要是男的见着女孩子说“盘儿亮”、“真俊”，会让人觉得不尊重。现在，没有这些规矩了，张口就来，太过随意。

　　“发言人”的责任感让高国森对于老北京话的发展保护有了更多思考。前几年，有位老爷子要给北京土话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网站调查竟然有53.14％的人选了“这是北京人吃饱了撑的”的选项。大家总觉得北京话和普通话那么像，全国都在说，有什么值得保护的？在高国森看来，正因为差异不大才容易被同化，而且这种同化更隐蔽、更潜移默化，如同温水煮青蛙。“不管是老北京话也好，还是上海话或别的方言，都是需要保护的，不能让这些带着很多故事和历史的方言就这么消失不见了。”高国森感慨道。

　　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不是“非此即彼”

　　1955年，国家将普通话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至此，普通话和方言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纠葛。最近几年来，“因方言之名”而引发了一些社会群体事件，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相继介入，在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出现了“粤语沦陷”、“保卫粤语”的呼声，上海也有社会各界参与程度较深的“保卫上海话”的大讨论。各地“方言保卫运动”频出，难道普通话与方言之间只能是“有你无我”或“你进我退”的二元对立关系吗？

　　“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本就并行不悖，二者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认为。在他看来，普通话和方言各自有着不同的生存范围，满足不同方面的需要，都有各自存在的必要性，两者并不矛盾，完全不应该处于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

　　一种语言如果出现了方言差异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交流障碍，从而间接影响生产、生活以及文化交流。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世界文明古国的语言中只有汉语和汉字一脉相承地流传了下来，千百年来，汉语在不同的地域并行发展，方言差异是古已有之，在存在方言分歧的同时也有在一定程度上通行全国的“通语”或“雅言”，近代以来又有“官话”、“国语”等称谓。李蓝介绍说，在历史上，历代中央政府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统一语言文字。如清朝时期就规定福建、广东等地的生员要学习官话，否则不得送试。民国时期推行的“国语运动”则为新中国的推广普通话打下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推广普通话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国策。为什么会上升到国策的高度？李蓝向记者解释说，近代中国贫弱不堪，方言和繁体汉字被视为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因素。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整个国家都迫切希望大步往前走，于是，汉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应运而生。实践也证明，经过50多年的努力，普通话在我国各项事业中也确实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流传了千百年的方言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经过近60年大力推广普通话，方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显而易见。首先是大量双语人的出现，改变了原来某一个地区单一方言的局面。另外一个变化是大都市里年青一代大多不会说方言，方言代际传承的断裂现象十分突出。据李蓝介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判断一种语言是否达到濒危状态的5条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代际传承。从这一点看，在南方传统的汉语区，很多12岁以下的小孩只会说普通话，不会说方言，上海、苏州等地市区内本地方言空心化的状况很严重，明显出现了代际传承的断裂现象。即便会说几句，也只是“变了口音的普通话”，很多方言的语法、句式完全不会运用。另外一条重要判断指标是方言能否用于大众教学和公共传播场合。由于政策和法规的限制，例如执行公务和学校教学等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导致方言的使用场合迅速萎缩，以致方言只能在农村通行，甚至退入家庭，只在家庭成员之间使用。

　　“每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等信息都是依附在语言当中的，试想如果语言都消失了，人们从何入手去了解研究它？”在李蓝看来，方言衰弱之势，会直接导致地方文化渐趋衰弱。这对中国语言的丰富和中华文化的繁荣只有害处。几十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全力维护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的绝对权威地位，2003年他在国家语委做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时，教育部还在不停下发文件，要求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师必须全部实行普通话教学，广电总局也对出现在电视电影广播等作品中的方言作出种种限制。在李蓝看来，普通话是国家法定的公用语言，在正规场合说普通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与保护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冲突，“出于适应交流的需要，如今许多香港、澳门人都在积极学说普通话，同时也没有妨碍他们在非正规场合讲方言。”他说道。

　　随着保护语言多样化以及语言背后文化多样化的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官方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2006年以来，教育部的一些官员开始认为中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汉语方言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方言的重要性以及保护方言的紧迫性终于进入决策层的视野，2008年，教育部正式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库有声数据库建设。

　　李蓝认为:“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不动摇这项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应该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视过去对方言使用所作的一些不合理的限制和规定。下一步则是应该对一些濒危方言切实做一点保护工作。”李蓝以湖南南部的双方言区为例指出，“江永女书”是全世界目前唯一保留下来的女性专用文字，而这种女书所依托的语言是湘南土话。湘南双方言区的民众是对外说西南官话，在家说土话，但由于使用人口日益减少和使用场合日渐收缩，湘南土话很可能在五十年左右就会濒于灭绝，到那时，没人会说土话了，女书也就真的成为“绝学”，没人看得懂了。“难道我们非要等到湘南土话真正濒于灭绝时再来呼吁‘保护土话’吗？”

　　保存？ 保护！

　　李蓝以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来谈方言与地方文化的关系。他们有一年在苏州开会，一位获得过梅花奖的著名演员用普通话为参会代表们唱了一段苏州评弹，在演唱会结束后与这位学员座谈交流时大家一致认为，这种用普通话改编评弹令人大倒胃口，“无论普通话还是方言，很多词语都有自己的内涵，硬生生翻译过来完全不能表达原本的意味。”李蓝认为，更为关键的是，方言不仅仅是一群人的生活语言，一种交流的工具，更是维系感情的纽带，它有着巨大的凝聚力，是对一种文化认同的标志。

　　该怎样看待方言的价值呢？“承认保护和传承方言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我认为所有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必须这样来认识这个问题。”李蓝说。他指出，一种历史悠久的方言，必定积累了丰富的语词，有深层的文化底蕴。除在民族语言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外，方言的价值还在于它是地方文化的基础，可以反映出不同地域各有差异的事物行为和人情风貌。

　　“只要不人为地去限制，方言和普通话完全可以做到互补双赢。”最近几年，保护方言和推广普通话往往对立着出现。有人担心，一些强势方言如粤语、东北话、四川话等会影响普通话的推广；有人担心，推广普通话会消灭方言。李蓝认为，在看到普通话对方言强烈的同化替代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普通话也在被方言不停地补充改造着。语言总是不断吐故纳新的，普通话的词汇在这几十年里也更加丰富了。“可见，方言的纷繁不是坏事，反而更显现出中华民族语言资源的丰富，它们都是使普通话常变常新的活水源泉。”他说。

　　“从根本上看，方言是否流失，不在于是否推广普通话，而在于是否重视和保护方言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李蓝说。对于目前正在建设当中的中国语言资源库有声数据库，李蓝表示肯定，但他同时表示这对于真正保护方言来说是不够的，“保存和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相比之下，他更加赞赏杭州市的做法。几年前，杭州不仅在电视、广播中开播了方言类节目，更是将方言教学引入了小学课堂，开设了杭州话兴趣课。李蓝认为，在政府统一规划下，通过编辑乡土教材的方式让方言传承具备一定规范和标准，保留了方言学习和传承的适当空间和渠道畅通，做到社会传承正常化、常规化，这才能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此外，他还建议，电视等媒体应该适当安排一些方言节目，让方言在公共传播中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这同样有利于方言的传承和保护。“而且这也是对我国的语言资源和文化发展出了一份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李蓝强调。

　　一个物种的消失，会让世界失去一种动人的风景；而一种语言的消失，却会让我们永久失去一种自己的文化。面对越来越引人关注的保护方言的话题，李蓝认为，方言有自己的生命力和发展方向，或许我们最该做的，只是给它一个宽容自然的生存环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叫卖”是一种依赖北京方言传承的民间艺术形式。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方言是地方曲艺的基础，图为流行于吴方言地区的苏州评弹。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