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站的困境：“自愿”原则下，救还是不救？

　　这个冬天，全国多地出现极端低温天气。严寒考验着老百姓的承受力，也对社会救助机制提出挑战。“贵州毕节流浪儿童在垃圾箱内取暖不幸身亡”、“河南郑州立交桥下农民工死亡”等一系列事件引发了舆论对社会救助制度的质疑。然而，在质疑声中，从事一线救助管理工作的人们依然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了解日常的救助管理工作是如何开展，从施救者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社会救助管理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我们面对的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

　　1月8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的海淀区救助管理站，救助站占地10余亩，2009年经过翻新后，原来的平房改建成了现在的回字形两层楼房。中间区域是露天活动区，由于天气寒冷，多数受助人员都在室内活动。

　　在海淀区救助管理站副站长冯鑫带领下，记者参观了救助站的各个功能区:办公区、受助人员男女宿舍区、活动区、娱乐区、就餐区。

　　记者来访正赶上救助站的午餐时间，在救助站的儿童室，一位工作人员正在给两个孩子喂饭。

　　冯鑫告诉记者，这两个孩子到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是海淀公安分局某派出所送来的，两个孩子年龄都在4岁左右，因为残疾遭家人遗弃，由于福利院不接收3岁以上的残疾儿童，因此只能先送到救助站，然后再按相关程序送往专门机构进行安置。“在这之前都在救助站里，吃喝拉撒都由我们的工作人员照顾。”

　　正在给孩子们喂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两个孩子一个是聋哑，还有一个是脑瘫只能躺在床上，喂食喂水都很困难。“这些孩子基本上不可能再联系到家人，最后也只能到收养机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站里的时间好好照顾。”

　　据冯鑫介绍，除了公安局送到救助站的人员外，救助站一般通过日常巡视救助和市民电话报案两种方式发现受助者，还有部分人员是自己主动来到救助站求助的。“面对需要帮助的城市无着人员，虽然救助管理规定需要甄别求助人员身份信息，但是实际操作中我们几乎不设门槛，只要来求助我们就接收。”

　　王向斌便是半个月前自己主动来到海淀区救助站寻求帮助的一名流浪乞讨者。王向斌腿部残疾，原是浙江杭州人，早年与妻子离婚后，妻子将唯一的女儿也带走了，家中有父母和哥嫂但是和自己已是形同陌路。之后，便一个人来到北京开始了行乞生活，流浪行乞的生活居无定所，北方的严寒天气加重了腿部残疾。2010年冬天，王向斌被海淀区救助站搜救队发现，来到救助站接受救助。“当时觉得救助站环境好，今年冬天太冷了，我自己腿脚又不方便，就又找到站里来了。”王向斌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对我也很好，到站里，徐师傅帮我理了发，赵师傅每天帮我按摩腿。”

　　“我们面对的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我们也是社会救助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日常工作中不敢怠慢，否则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据冯鑫介绍，2012年，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和暂时遇到困难群众1471人。

　　救助站的工作“凭的是良心”

　　冯鑫告诉记者，根据规定，救助站需要核实被救者基本信息，帮助他们与家人联系，回到户籍地。而救助人员在站里停留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0天，但是救助站在实际操作中没有设限。“到站里来求助的人，身体健康、能说明白的，外联人员可以帮助联系当地政府或家人，帮助他们返回原籍。但更多的情况是，被救助者无法提供信息。”冯鑫举例说，如婴幼儿、有智力障碍的人，我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帮他们找回家人，这个过程很耗时，因此在站里一待几个月甚至一年的人不在少数。再比如弃婴，找到家人是没有可能的，这都需要先由站里负责照顾。“有些媒体一报道就是救助站不作为，对于辛勤付出的救助工作者而言，真的有失公允。”

　　上午11点半左右，救助人员用餐结束，几位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扫完救助人员用餐区域后在办公室休息，见到记者，几位工作人员聊开来。王向斌提到的赵师傅在救助站工作已有两年，他告诉记者，救助站的工作脏、累，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到救助站，我们都是一样照顾，洗澡、理发、换衣服、喂药、喂饭，每天早中晚三班倒，每20分钟就要去各个房间转转。救助站的活又脏又累，但是能够帮助别人，给站里的工作人员带来了最大的满足和成就感。“活脏活累，做久了也就习惯了，有的时候碰上受助人员跟自己说谢谢也感到很安慰。”赵师傅笑称自己是“做一行爱一行”。

　　冯鑫告诉记者，站里的这些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大，工作风险也不小。“受助人员到站里，他们有没有肺结核、肝炎甚至艾滋等传染病，站里的医疗条件有限不能及时判断。我们在工作中确实遇到过重度肺结核患者，所幸后来及时送到医院治疗。”除此之外，受助者中不乏精神异常的人，工作人员在救助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危险。记者得知，就在来访的前几天，站里的一位受助者将工作人员打伤，工作人员现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能够做的，也只是每年为这些工作人员安排两次体检，提供多一层健康保障。”

　　“自愿”原则让救助陷入尴尬

　　重大节假日和灾害性天气救助站都会开展连续救助工作。今年元旦期间，海淀区救助站就从2012年12月29日至2013年1月4日连续进行了为期6天的集中巡视救助。巡视救助每天从下午4点持续到晚上10点，救助队由救助站牵头成立，联合参与救助的部门包括公安、城管和卫生部门。

　　冯鑫告诉记者，救助站平常也有常态化的街面搜救，每周2至3次。除此外，北京市救助管理事务中心面向全社会公开了北京市各区县救助站的联系方式，市民如果发现需要救助人员可以拨打电话求助。“目前，通过救助站主动救助和市民热线两种方式，及时发现救助的对象基本没问题。我们面临的尴尬是，很多人不愿被救助，这种情况我们是救还是不救？”

　　冯鑫举了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去年12月份，圣诞节前后，海淀区救助站接到一个市民的电话，称在西四环定慧桥下有一名流浪者，当时在附近进行巡视的搜救队立即赶到现场，但是当工作人员上前询问、劝导时，这名流浪者拒绝到救助站，基于救助自愿的规定，冯鑫只得让工作人员送了棉衣棉被后折返工作站。随后，海淀区救助站陆续接到了10多个市民的热线电话，内容都是希望救助定慧桥下的这位流浪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报案人说明了情况，许多市民表示不解。冯鑫只能无奈地说，一个电话，两个电话甚至更多，我们都愿意向老百姓解释，但是更大范围的质疑，又岂是我们能够回答得了的？

　　“工作中这样的尴尬不少，救和不救成了两难。”冯鑫自己就遭遇过比较极端的案例。去年12月21日，北京最冷的一天，气温达到零下16度，救助队接到电话求助赶到紫竹院桥南，发现一名衣着单薄的男子，“裤子就一条布裤和一条秋裤，外面裹着军大衣，没有被褥，身下压着个包。”冯鑫亲自上前介绍救助政策，但是话未说完，男子突然跳起抓住冯鑫脖领，在周围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才将男子控制住。“我当时判断他可能精神有些异常，如果放任他在桥下待一晚上，可能会出人命。”冯鑫当下决定:“强行也得收了。”随后，他让工作人员把男子带上车，在此过程中，围观的市民一直拿手机拍。冯鑫告诉记者，直到后来经鉴定该男子确实属于精神异常，心里松了口气。“想干事，干成了事，没干坏事，没干出事。”

　　冯鑫透露出心里的担忧:“如果他不是精神异常，回头媒体一报道，我们属于强制收容，可能又变成了法治倒退，但如果不救，第二天可能就是一条人命没了，我们就是不作为。救或者不救，都是错。”

　　冯鑫说，近期发生的流浪儿童和农民工冻死的事件，让救助管理站承受了很大压力，但是也感到很无力。“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是我们的基本职责，但是现在的救助管理的相关政策和规定让我们实施救助时心里没底。”冯鑫表示，救助管理的问题一直存在，也不能完全让依照规定办事的救助管理站来承担所有责任，他更期望在政策制定方面能够有一个更为妥善的解决办法。

　　救助站工作人员田鸿明在整理刚被救助的人员名单。

　　救助站工作人员为王向斌理发。

　　救助站副站长冯鑫给被救助的小朋友喂饭。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