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裡的協商民主：46把椅子讓人心走到一起

　　中國網等媒體記者在打竹村組長家裡採訪（攝影/宋剛）

　　年初，中央出台《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意見》，在這個“協商建國”的國度，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被定義為“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評論界認為，中央這樣說是有底氣的，雖然“協商民主”這個詞匯源自30多年前的西方理論界，但是協商民主的實踐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制度基礎。

　　源於當前復雜的形勢，在化解基層矛盾沖突、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方面，協商民主被寄予厚望。

　　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穩步推進基層協商”在《意見》中被單列一節進行論述。

　　故事可以開始了：

　　雲南大理，巍山縣的一個山頂上，有個彝族聚居村，叫打竹村。

　　打竹村的村會議室裡，有46把椅子，每一戶人都在這裡“有一把交椅”，2009年開始，每月初十的晚上，每家都派一位“戶長”在這裡開會，由此形成的這項制度叫《戶長議事制度》。

　　議什麼事呢？

　　首先是收錢的事兒：村子裡有20畝集體的核桃林，每年可收入六七萬元﹔村裡有個傳統，每逢大年初一全村人都要捐款，5元到100元不等，每年會捐個一兩萬元。這些錢怎麼來的，要公布，大家要知情。

　　其次是花錢的事兒：誰家孩子上學有出息了，要獎勵支持：中職以上每年村裡獎勵1000元﹔大學每年獎勵1500元。誰家有60歲老人，村裡要補貼慰問，每人每年200元。誰家蓋房子缺錢了，可以向村裡申請貸款，村裡的集體資金積累了幾十萬，可以幫村民們救急，大家商量給不給貸，“貸”到錢的農戶來年再還給村裡，不收利息。等等。

　　還有與錢關系不太大、不直接的事兒：哪裡要修路，男人挖土，女人背土，要商量分工。來年要發展什麼產業，農戶的核桃要怎麼賣，大家商量。有矛盾分歧的，有外出務工需要幫助的，有心事、有看法的，都可以在“戶長議事會”上講。

　　打竹村的所有賬目，會在村辦公室門外的黑板上公開(中國網記者 張寧銳/攝)

　　正因為有這樣一個議事制度，村民的意見很容易表達，矛盾及時被化解，困難大家幫解決。管轄打竹村的永安行政村村總支書記墨昌勝介紹，2011年以來，這個村子有7戶村民獲得村裡的無息貸款﹔約70位老人享受著村裡的資助。

　　“團結不是表面上的融洽，是要讓人心走到一起。”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常委、統戰部長許雲川接受中國網等媒體記者採訪時說。

　　大理州統戰部門非常重視協商民主工作。“統戰部門要讓各民族、各界別、各黨派之間有機會協商、溝通﹔各級政協組織聯系了那麼多政協委員，都是社會精英，他們身后有很多民意、情況是很生動的社會現實，協商民主也應該用好這些渠道。”許雲川介紹，緣於廣泛的協商，黨委和政府了解了很多實情，解決了很多老百姓期盼的問題。

　　“比如民革為我們爭取了很多大項目﹔九三學社，把省裡的甚至上海的專家學者請到學校、醫院、村裡，給大家做指導培訓﹔工商聯把光彩事業促進會的捐款送到最貧困的少數民族寨﹔民進為山村送去了醫衛車輛……”在許雲川看來，這些公益支持背后，離不開各界的協商、協調、溝通、理解和共識。

　　大理州還有白族學會、彝族學會等6個少數民族學會，“都是有民族威望的代表參加，他們原本也與各少數民族生活在一起，十分了解民族情況。各民族有什麼問題，民族學會能出面組織溝通、協商﹔這些學會，在老百姓和政府部門之間，發揮了重要的橋梁紐帶作用。”大理州州委統戰部副部長、民宗委主任李立鈞告訴中國網記者，少數民族學會也是協商民主在基層的生動體現，在推進民族團結進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就要多提供機會，多建平台，讓大家在一起。哪怕陌生人、有矛盾的人，在一起的時間多了，共同點就多了，心就走近了、打開了。”從縣長、縣委書記一路走來，許雲川對“凝聚人心”的工作深有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