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重構”下的中國經濟新增長點

　　編者按

　　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面臨增長動力減緩與下行壓力。究其原因，既有國際大的經濟環境影響，也有自身因素。

　　我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主要依賴資源、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投入。經歷了數十年的快速發展，導致了資源和環境承載力不斷下降，資源成本以及對環境破壞的外部成本不斷提高，勞動力成本也不斷上升，這種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發展模式早已難以為繼。

　　今天，當人口紅利減弱、外向型經濟受到沖擊、資源環境壓力增大、政府主導的高投資帶來一系列“后遺症”等種種困難之下，中國經濟奇跡該如何續寫？如何尋找新的增長點？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本刊特推出“中國經濟新動力”專題報道，希望關注以上問題的讀者能得到更多的建議與思路。

　　繼國家統計局發布三季度全國經濟運行數據之后，近日，各省統計局也開始相繼發布當地經濟數據。對於當前的經濟運行，國家統計局認為體現了“穩中向好”的特征。

　　不過，在數據回升的背后，中國經濟增長依然面臨較大挑戰。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對經濟貢獻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對GDP增速的貢獻率是55.8％，拉動GDP增長4.3個百分點﹔而消費貢獻了45.9％，拉動GDP增長3.5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則是負貢獻。

　　更令人擔憂的是，今年以來投資和工業的快速增長，仍主要來自於重化工業，尤其是一些產能過剩的行業。比如前三季度:全國鋼材增長11.7％，水泥增長8.9％，平板玻璃增長11.3％。

　　這一現狀與新一屆政府提出的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概念仍然相距甚遠。如何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支撐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新增長點又在哪裡？

　　現在，對這一亟待解決的問題，各界都對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充滿期待。

　　經濟數據“穩中向好”背后的結構調整難題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三季度經濟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38676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7％。其中，一季度增長7.7％，二季度增長7.5％，三季度增長7.8％。

　　在此之前的十年間，我國經濟幾乎每年都在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但2012年以來，我國的經濟形勢開始逐漸下行，2012年降至7.8％，五年間下降了6.4個百分點。

　　對這種狀況，業界的共識是:以投資和出口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不可持續。

　　社科院“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近期發布的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3年秋季報告認為:伴隨著外貿紅利、人口紅利的逐步減弱，中國經濟已告別超高速增長期，進入穩中求進、提質增效的中高速增長新階段。

　　銀河証券首席經濟學家左曉蕾認為，目前我國經濟增速是正常合理的，我國經濟正處於結構調整、尋找新的增長點的過程中，在高增長優勢不再的形勢下，需要改變過去粗放式增長的方式，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

　　“增速再回到兩位數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的，這會嚴重阻礙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們應該接受目前中國經濟這種增長水平，樹立平穩增長的意識。在這個過程中，不要去糾結於經濟指標，重要的是去扎扎實實找到新的增長點，培育增長的后勁。”左曉蕾表示。

　　“經歷了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后，傳統的人口紅利、‘入世’紅利等逐步消弱，我國經濟矛盾和風險日益凸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比如，以投資消費失衡為主要特征的結構性矛盾凸顯，內生增長動力遠未形成﹔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緩慢，服務業比重長期徘徊在40％左右﹔資源環境約束全面加大，環境危機因素增多﹔創新能力嚴重不足，尤其是產能過剩呈現全面性、長期性的突出特點。

　　在遲福林看來，要解決這些矛盾，唯一的途徑就是改革，“隻有改變政府替代市場，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向消費、創新拉動的方向轉變。隻有把經濟的立足點放在13億消費者身上，才能夠改變經濟結構，才能促使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才有可能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遲福林說。

　　事實上，從今年3月兩會之后，經濟領域的改革已經呈加速之勢。兩會之后，新一屆中央政府頒布實施了一系列放開管制、放開准入、放開市場的政策措施，包括先后取消和下放215項行政審批事項，擴大“營改增”稅務試點范圍，取消貸款利率下限，推動利率市場化進程，引導民間投資增長等。而最近的一大改革措施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挂牌。

　　自貿區引領制度創新

　　我國為什麼要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貿試驗區的內涵是什麼？

　　從今年3月下旬上海探索設立中國自貿區的消息傳出后，這些問題就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是我國為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重構的新趨勢所採取的以開放促進改革的重大舉措。自貿區建設的目標不是傳統的由優惠和特殊政策構成的‘政策窪地’，而是可復制的先行先試的改革試驗區。”上海自貿區方案制定的參與者之一，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王新奎最近一段時期在各種會議、論壇和接受媒體採訪時，總是一遍遍闡釋:自貿區並不是“政策窪地”，其實是制度創新。

　　實際上，作為國家戰略的上海自貿區，從一開始就被寄予了引領對外開放、促進改革，從而成為“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新引擎等期望。

　　“當前，世界經濟已經進入第三次全球化。這一次，主要特征是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主流理念是規則投資，主要載體既不是貨物，也不是服務，而是智能化產品與數字化服務的聯合體。”王新奎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分析了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的國際背景。

　　他認為，在如今的全球貿易中，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已然分不開，出現了服務業整合制造業、制造業服務化的趨勢。全球產業鏈的變化正推動著貿易、投資規則的重構。而我國貨物貿易相對開放、服務貿易有限禁止的局面，已經不再能適應新的全球化形勢。

　　“現在中國對服務業貿易的整套管理體制，包括投資總額管理體制，實際上仍是沿用管理制造業貿易的體制。用管理制造業貿易的方法管理服務業貿易是現在的主要矛盾。”王新奎說，服務業中小企業比較集中，中小企業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要進行跨國投資和經營，它對投資環境的要求遠遠高於大型跨國企業，中小企業要求營商環境更加透明和公平。同時，服務業多是商業模式不斷創新的企業，商業模式的創新對投資的各個環節有非常高的要求，包括通關的便利化以及較自由的資本流動等，因為中小企業負擔不起高的財務成本。這就要求在上海的自貿區裡對整個服務業管理體制、營商環境和貿易便利化進行試驗，探索出一個新東西出來。

　　在王新奎看來，當前形勢下，我國已進入改革深水區，這意味著政府的職能需要轉變，而核心就在於投資准入體制的改革。

　　尋找中國經濟新增長點

　　在目前公布的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中提出，投資准入體制的改革的核心被確定為“負面清單”管理和准入前國民待遇。

　　所謂負面清單，即“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這與正面清單管理理念(“法無明文規定不可為”)相比，意味著多年來各界一直呼吁的政府放權終於有了實質性的突破，這和目前國內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向是一致的。

　　王新奎曾指出，過去政府把行政審批當做宏觀調控的有效手段，打著這個旗號的審批手段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由此至少帶來三個方面的嚴重問題:資源錯配，誰拿到政府批條，誰就容易獲得銀行貸款﹔宏觀調控邊際效率下滑，一些過剩產能其實是“批”出來的﹔還有權力尋租、腐敗頻發等。

　　對此，遲福林也認為，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重點就要解決行政審批和行政壟斷問題。

　　“由政府推動的投資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遲福林認為，這幾年，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一定成效，但仍不到位，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特征比較突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由更高效的市場化投資和更高佔比的消費來化解。

　　事實上，“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已成為業界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經濟改革期待的重點。

　　近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首次向社會公開了其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總報告全文，包含“三位一體改革思路、八個重點改革領域、三個關聯性改革組合”的中國新一輪改革路線圖。

　　報告認為，“三位一體”改革的關鍵在於“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其中，八個重點改革領域的第一項就是“以依法行政、公開透明、大幅度實質性減少行政審批為重點，深化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關鍵在於以市場化改革為最大紅利，形成以拉動消費支撐7％左右中速增長的體制格局。”遲福林認為，消費將取代投資成為新的長期經濟增長點。

　　在此之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長期增長”課題組編制的研究報告——《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尋找新的動力與平衡》中也提到，消費升級將可能是未來新的增長點，原因在於“城市中等收入群體是拉動消費增長的主要力量，預計這一群體的比重到2020年將達到45％”。

　　報告中提到的系列新增長點還包括:基礎設施投資、城鎮化、產業升級和更大程度、更高質量地融入全球分工體系以及技術、商業模式的創新等。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