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焦裕祿遇到袁厲害

　　“默許”與“放手”背后，是對政策上一些有風險“灰色地帶”的放任，也折射出法律意識的淡薄

　　提起豫東黃河故道的蘭考，國人往往想到一個光輝的名字——焦裕祿，為百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優秀縣委書記。而今，蘭考卻和另一個名字難解難分——袁厲害。

　　蘭考冬天裡的一把火，奪走了袁厲害收養的7個孤殘孩子的生命，舉國為之心痛。媒體在對這樁慘劇尋根究底：袁厲害25年收養超過100個孩子，究竟合不合法？慘劇發生，是慈善之痛還是政府之失？其實，整件事情未必那麼復雜。收養法很明晰，民政救助制度亦有規定，甚至當地的領導干部都坦承袁厲害“不完全具備收養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蘭考仍然出事了，責任人或許不僅僅是那位不識字的中年婦女。

　　請允許我們遙想一下，假如焦裕祿遇到袁厲害和她收養的孤殘兒童，會發生什麼？袁厲害以“愛心媽媽”馳名久矣，收養行為持續25年，盡管收養條件極差，卻連當地110碰到棄嬰都往她這裡送。因此，當地主要領導沒有理由不知道其人其事。“焦裕祿”碰到“袁厲害”的幾率，是很高的。

　　當年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對蘭考百姓感情深厚，忍住肝癌之痛率領全縣抗擊自然災害，群眾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逢年過節，他專往貧困戶家裡鑽，他對一位病臥在床的老大爺說，“我是你的兒子”﹔有人要裝修他的辦公室，他說：“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蘭考面貌還沒改變，群眾生活還有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連想也很危險”，他還說：“黨把36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沒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過安居樂業的生活，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可以肯定，如果焦裕祿遇到袁厲害，不管是建福利院，還是向周邊地區求助，都肯定不會讓這些孩子們處於生活的窘境甚至險境。

　　假如焦裕祿遇到袁厲害，對於她的愛心善行，固然可能贊許，但一個成熟的領導干部，或許更會從自身社會管理的水平反思問題。既然“不完全具備收養條件”，袁厲害的收養應不應該被“默許”？如果一個並不寬裕的家庭能收養100多個棄嬰和孤兒，為何社會管理者承擔不起撫養的責任？

　　“默許”與“放手”的背后，是對政策上一些有風險“灰色地帶”的放任，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相關部門法律意識的淡薄。不能因為是“愛心行為”，就逃脫了法律的規范。調查顯示，袁厲害的收養行為，在蘭考不是個案。在這樣的情況下，更應規范相關制度，即便“財政乏力”，即便有低保支持，也應在法律的界限內行事，這才是對愛心最大的保護，對生命最大的尊重。

　　面對逝去的生命，當地是應該重新審視一下自己了。是不是像“人民的好兒子”一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面對弱勢群體，是不是也應該像焦裕祿那樣體味到“羞恥和痛心”？更重要的是，時代場景轉換，要當焦裕祿式的好干部，需要的或許不僅僅是為民、務實的精神，也不僅僅是敬業、奉獻的品質，同樣需要樹立牢固的法律意識。

　　蘭考已經表示，要在全縣進行拉網式排查，要建好社會福利中心，要規范民間收養。凋零的生命之花無法再次開放，但亡羊補牢之舉，或許能告慰這些幼小的生命，也告慰黃河故道上前輩楷模的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