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時常“委屈”鄧穎超 為何親自降其一級工資

　　周恩來和鄧穎超是世人敬重的一對模范夫妻，然而，因周恩來一貫嚴格要求自己，也會在很多時候“委屈”鄧穎超。建國初，周恩來就曾壓下鄧穎超的一級工資。

　　在漫長的革命斗爭歲月裡，中國共產黨人都是靠黨員繳納黨費開展革命活動。有了武裝力量后，也用打土豪等方法籌款或向社會上同情革命的人士募款。但這些經費都是有限的，遠遠不夠支持革命事業的發展。因此，那時參加革命的人都是不拿工資而是實行供給制，條件好點之后才發點有限的津貼經費。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直到1952年下半年，黨和國家才考慮發工資進而將供給制改為工薪制。最初的工資定級標准是參加革命的時間和擔任職務高低。

　　鄧穎超是1924年在天津加入共青團，1925年3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並擔任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的。后來她又長期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擔任過中央婦委委員、中共六大列席代表、中央機要局局長，參加過二萬五千裡長征﹔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她不僅是中共的一名重要領導人，而且還是國民政府的參政員。因此，確定工資級別時，鄧穎超完全可以定為行政3級或4級。但是，鄧穎超和周恩來一樣，嚴於律己、謙虛謹慎，她隻要求給自己定為行政5級工資。

　　據曾跟隨周恩來20多年、后來擔任周恩來行政秘書暨西花廳黨支部書記的何謙回憶，當年他拿到中央和中組部關於西花廳工作人員工資的批復件后十分高興,在總理稍有閑時就見縫插針向他匯報。他先匯報了中央批定鄧穎超的工資為行政5級，后又一一匯報其他人的工資定級情況。總理一直微笑著靜靜地聽。當匯報得差不多時，總理突然問：“何謙，你的工資批定的是幾級？”“中組部批的是行政12級。”何謙高興地回答。“那麼李銀橋呢？”總理又問。“行政13級。”何謙回答說。“他為什麼比你還低一級呢？”“他是1940年參加革命的，我是1938年參加的。他比我參加革命的時間晚了兩年。”“這好像不好吧？”周恩來像是自言自語似地說著、思考著。忽然，他眼睛一亮，對何謙說：“走，我們到大姐那裡看看。”

　　於是，何謙隨著周恩來到了鄧穎超的辦公室。遵照周恩來的意思，何謙一進門就把中央審定鄧穎超的工資為行政5級的批復件放到了她的辦公桌上。這時，周恩來望著鄧穎超說：“小超呀，你最近身體不好，上班也不正常，現在中央還批准你拿行政5級的工資，我看你拿6級就夠了。”

　　鄧穎超從周恩來的眼神裡似乎覺察到了什麼，連忙毫不猶豫地說：“好呀，我是新的‘夫唱婦隨’,你的意思我照辦。咱們就向中央打個報告，請求再降下一級，拿行政6級的工資吧。”說完，鄧穎超立即放下手頭的其他工作，向中央寫了一份要求將自己的工資由行政5級降為6級的報告，並讓何謙轉報中央。

　　何謙隨周恩來回到辦公室后，周恩來又用深情的目光望著何謙說：“何謙呀，我看你是不是也向中組部打個報告，自請降下一級工資好嗎？”就這樣，何謙和李銀橋不但所任職務為同一職級，所拿工資也完全一樣了。